村民发现一根价值百万乌木惹风波(4)

“现在的乌木市场完全是无序的。”卢泓杰说，他已绝少到地方上收购乌木，不仅因为价格高，还有摆不平的地方势力。现在，一条从产地四川到消费地京沪的产业链已经形成，而在四川一旦发现乌木出土，就会有复杂的地方势力介入，各种乱象丛生。

此时，政府对乌木也从不闻不问，开始逐渐重视起来。大型乌木被发现后，政府都会以保护姿态介入，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喻远军律师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近期他接受类似案件的咨询已有五六起。

夹生饭吞不下去了

34米，相当于11层楼的高度，至今通济镇也没有这么高的楼。乌木运到通济后，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

但对通济镇而言，“夹生饭”吞不下去了。

彭州市文管部门和国土资源部门均表示，没有依据对乌木进行处置。通济镇也自忖无权对其进行处置，于是向彭州市(市委市政府)打报告，请求国有资产管理局牵头文管部门来进行下一步安置，但几个月过去了，至今没有下文。

首要的问题在于：乌木究竟算什么？

乌木形成时间大多在3000年至8000年不等，虽然也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但还不足以成为植物化石；同样，它也不属于矿产。所以，保护乌木并不适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各地发现乌木，一般都找文物部门去，但其实它不是文物。”张擎说，文物是指人类活动遗留下的产物，属于社会学科，乌木则是一种自然形成、正在向植物化石转化的中间产物，属于自然学科。

据肖礼颖介绍，上世纪90年代，成都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里曾加了一条：“古树名木参照文物进行保护”，但在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文物保护法颁布后，明确了学科的分野，古树名木并不是文物保护范畴，同时修订的成都市地方法规就删除了这一条。

不过在张擎、肖礼颖等文物学者眼中，乌木包含了丰富的古生态信息，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仍应当属于国有。

成都市最大胆的尝试是试图制定地方法规：2004年由市文化局文物处牵头，会同专家起草了《成都市乌木资源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但这一办法并没有正式出台。

公有是个“大箩筐”

喻远军曾代理过几起乌木官司，代理思路采取“逆向思维”：政府主张乌木国有，应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无明确规定，本着政府不应与民争利的原则，私人发现占有应为正当。2010年，喻远军为四川攀枝花的一起类似案件代理，不过他的当事人败诉了。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四川多地发生的乌木收归国有，官方援引的都是同一条款，即1987年起施行的民法通则第79条：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

接受采访的国内民法学者，观点并不一致——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认为，可将乌木认定为所有权人不明的埋藏物，由“国家”取得其所有权。原因在于，其他集中处理方案都不合法理和中国法的规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田则认为，“埋”和“藏”都属于人为行为，乌木系自然形成，不属于埋藏物。“埋藏物指的是本来有所有人，由所有人埋藏在地下的。”

不过，殊途同归：乌木都会落入公有的箩筐中——

尹田主张乌木为有主物，应由土地所有人享有。在中国土地不为个人所有，因此乌木可属于国家或集体，但不会是吴高亮个人。

武汉大学(微博)法学院教授孟勤国表示，尽管我国法律对无主物没有明确解释，但基本包含两种情况：没有所有权人和所有权人不明，“(乌木)这个就是标准的无主物。”他还认为，“无主物归国家所有，我们国家的惯例就是这样的。”

正是在国家所有制的问题上磕磕碰碰，2007年物权法才得以艰难通过。(见本报2007年3月22日《中国物权立法历程：从未如此曲折从未如此坚定》)

“在(物权法)立法的时候我多次反对盲目地把一切无主物都处理为‘国家’取得所有权。因为这一做法常常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法普遍实现的。”孙宪忠说。孟勤国举例说，像垃圾这种无主物，国家不可能也没必要主张国有。

物权法还回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民法都明文规定的“先占”制度，即对无主物，先占者先取得所有权。

“先占”原则早在罗马法中即确立，源于人类古老的取得财产的自然方式，并仍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拾荒者拾荒就是为大众所认同的一种先占行为。

一位学者解释说，“先占”制度显然与无主物归国家所有相冲突，物权法最终没有涉及。于是，按现行法律，只要是“无主物”，都会掉入国有的箩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