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帝王断独朝纲皇权高于明朝 (2)

整个清代前、中叶，在专制皇权的高压下，儒家出现了明显的犬儒化趋势，“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明辩义理之道消退，训诂考据之学盛行，用清代学者王鸣盛自辩的话来说，即所谓“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义理自见、道在其中”云云，只是犬儒者的自慰而已，“康乾盛世”下的儒家，哪里敢阐发约束绝对君权的义理？

不过，到了晚清之世，随着政治高压的减弱、民间力量的增长，以及西方宪政学说之东渐，晚清儒家对反专制的义理阐述又发展出新的境界。我们来看看谭嗣同在《仁学》中的说法：“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这是谭嗣同在运用儒家的语言与知识阐发“权力让渡”、“君由民选”的道理。我们很难区别清楚谭嗣同的这句话，有几分是受到西学的影响，又有几分来自传统儒学的熏陶，显然，这里既有对“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之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也有西学东渐背景下对儒学传统中宪政因素的新发现。

满清统治者对西宪的接纳，在时间上远远落后于晚清儒家的觉悟，要等到庚子国变后，清廷才半推半就地展开政治层面的革新。不过，在儒家立宪派士绅的推动下，朝廷承认“庶政公诸舆论”（1906年清廷《预备仿行宪政》上谕），立宪列入新政日程表，国会与责任内阁的诞生指日可待，地方自治的训练次第展开，作为议会准备机构的谘议局（地方）与资政院（中央）相继设立……一个与皇权专制大不相同的君主立宪政体呼之欲出了。只可惜，由于新政推行时机的延误，越来越焦灼的变革诉求已经对清王朝缺乏耐心了。君宪未成，革命已起，最后，这个打算立宪的王朝连同帝制，终结于辛亥年底。不过这不影响我的一个判断：两千年秦制线索在走到即将被埋葬的时候，其专制程度居然是处于帝制时代的历史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