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王残暴是汉儒的历史性诬陷(2)

由于上古的民主政治，缺乏权力制衡体制，缺乏民众监督机制，政治能否清明，完全取决于当政者的自觉，所以当政者一旦不再自觉遵守作为一个民众仆役理当遵循的规则，民主政治的体制，就会遭受毁坏。比如，受赐《洪范九畴》的伯禹，虽然治水有功，却开了在宫廷上当场杀人的先例。这与当政者理当貌恭理当谦卑的要求，无疑是截然相反的。伯禹最没有底线的举措，乃是结束最高权力的择贤禅让，把王位断然传给了他的儿子启，从而开了家天下的先例。从伯禹的这种犯规和出格，反观箕子在《洪范九畴》开篇中讲说的天赐《洪范九畴》于伯禹，应该读出另外一层意思：并非是上苍表彰伯禹而有所赐，而是上苍以此提醒或警示伯禹，不要出格，不要越过底线。

第二次突破上古民主政治制度底线的历史人物，是成汤：以暴力方式改朝换代。权位的交接，由此从和平的禅让，变成了暴力的夺取。倘若说，家天下的出现，将君王和贤良品质之间的天然关联，截然分开；那么以暴易帜的方式，则将政治完全置于暴力的天平上，从而有意无意地催生出强烈的权力意识和夺权意识，致使朝政者越来越自我夸张，越来越把天下视为己有，致使君主当初的仆役身份被逐渐淡出。好在殷商时代还没有周室那么明确的等级观念，君主依然受着侍奉民众的道德约束，依然是道德批判的主要对象（倘若不加约束的话）。因此，君主并没有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觉，一旦遭受臣民责难，不会觉得有损威严。《尚书》记载的盘庚迁都时与臣民的对话，便是生动的事例。迁都主张遭到臣民责疑时，盘庚并没有动用权力压制异见，而是心平气和地向群臣作解释，苦口婆心地给民众释疑。其原因除了盘庚的贤良，更在于当时的君主并不高高在上，而是完全可以接受臣民质疑，并且负有向臣民解说自己政治主张的责任。即便是殷商的末代君主纣王受辛，在遭受臣子批评时，也没有什么过度反应。《西伯戡黎》可能是《尚书》中唯一残存的纣王形象客观写照：虽然并不如何高大完美，至少表明古时君主的谦卑犹在。面对臣子的大叫大嚷，纣王不过喃喃自语而已。这形象不仅跟明朝三流小说《封神演义》的描述截然不同，即便跟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也断然有别。后人强加在纣王身上的那些残暴细节，折射出来的是后人的心理变态，跟纣王毫无关系。因为殷商时代的君主，不要说实施那样的残暴，就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有关纣王的种种妖魔化描绘，连同那句助纣为虐的成语，应该是后人尤其是汉儒对殷商最后一个君王的历史性诬陷。

由于殷商时代的政治游戏规则，依然将道德要求指向君王，因此后人只能看到他人批评纣王的历史文献，而看不到纣王议论他人比如周室诸公的言词。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当时的道德要求是针对君主的，而不是指向包括诸候在内的臣民的。从武王姬发指责纣王的《牧誓》里，人们可以发现，纣王的最大罪状，不过是让妇女参政。姬发将此比作让母鸡打鸣。这并非是姬氏家族真理在手，正义在胸，而是源自两个邦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的不同。殷商虽然世袭，但不像有周那样等级森严。殷商也不歧视妇女，可以在庙里将女娲供为神明，也可以在为政时听听女人的意见。但周室奉行男尊女卑，根本不容妇女有任何发言权。姬氏家族对殷商的指责，实属干涉他国内政，骨子里是在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强词夺理。

后来的孔丘不懂这个道理，竟然会误以为周室姬氏家族的人物，都是完美无缺的，因为没见到被人批评；而被他们所灭掉的纣王则是邪恶的，因为有姬氏家族临战前的动员令《泰誓》和《牧誓》为证。孔子不知道，姬氏家族诸子，在一统天下之前，其诸候的地位还不足以高到到被他人评头论足。及至姬家得了天下，又不许他人非议了。周公建制的一个重要标记，就是在于将道德视作统治民众的手段，而不再是由民众监督君王权力的一种方式。
文章：深海生物 白矮星 大西洲 德国飞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