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亲王代善(3)

　　崇德元年(1636)五月，代善第三子萨哈廉病逝，太宗特“偕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成亲王岳托往浑河观渔”，以解代善之忧。崇德四年(1639)五月，代善的两个儿子岳托和马瞻率军征明均殁于军中。噩耗传来，太宗席地而坐“哭之”，代善则是“下马仆地”痛哭，良久，太宗命左右扶代善上马，且哭且行的过程中，代善再次“哭仆于马下”，太宗“立马以待”，令两人“扶掖，乘马而行”。丧礼过后，又因代善“家居痛悼”，太宗“乃偕礼亲王及诸王、贝勒、贝子、众大臣”，出德盛门，“渔于浑河，兼设大宴”，以宽慰代善。总的说来，代善确无争位之心，因此也赢得了太宗的尊重与礼遇，但这并不代表两兄弟间就没有矛盾，只是相对于兄弟情分而言，不至于伤筋动骨罢了
　　
　　说起代善与太宗之间的交恶，其实都是围绕着汗权而展开的。在汗位竞争中，太宗终于成了一国之汗，但此天聪汗却不是如其父一样的天命汗，从各个方面衡量两者之间都有着本质的区别。简而言之，太祖是在武力征服的过程中树立起自己的权威，翦除胞弟舒尔哈齐后更是实现了对权力的独占。而皇太极继位后，其“汗”的地位却有了微妙的变化，他面对的是年长于己、实力在握的以代善为首的三大贝勒，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变得极为错综复杂。所以，初登汗位的太宗，不可避免地与兄长代善之间产生了摩擦。
　　
　　即位伊始，太宗表现得相当客气，以三大贝勒有拥戴之功，宣布并不“以臣礼待之”，而是向兄长们执弟子之礼，甚至作为天聪汗的太宗要与代善等三大贝勒并列同座而接受其他贝勒大臣的朝拜。但代善等对于汗之权威也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如天聪三年(1629)，太宗亲率八旗大军伐明，行至中途，代善与莽古尔泰意欲回兵，太宗虽心有不满，但也不得不同意还师盛京，幸而有岳托、济尔哈朗等提出反对，代善才不得不被迫同意进军。类似的事件，在太宗亲征察哈尔时又再次发生。所以，天聪年间的汉族大臣说，作为天聪汗的太宗不过是一个“正黄旗”的旗主贝勒而已。
　　
　　而大贝勒代善虽无争位之心，但其做“太子”时所表现出来的诸如贪财、私心重等弱点仍一如既往，如“赏功罚罪时”，代善一贯的表现是“偏护本旗”；当多铎出征未归而太宗忧心不已之时，代善则“借名捕蛏，大肆渔猎，以致战马疲瘦”，而当太宗欲派兵援助多铎时，“正红旗马匹独以出猎之故，瘦弱不堪”，太宗因此责备代善，“傥出师诸贝勒一有缓急，将不往应援”，你会心安理得吗？加之代善教子无方，诸子“借名放鹰”动辄擅杀民间牲畜，幼子瓦克达更是“奸人之妇，窃人之鹰”，甚至从永平偷偷地带妓女归家而最令太宗气愤的就是代善竟然违反众议，不仅拒娶囊囊太后，而且还与哈达格格莽古济一起心怀不满，“结党宴会”反对自己

　　天聪九年(1635)，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在后金摧枯拉朽的攻势下逃至青海病死，其众位妻子遂陆续率部众前来归降。因太宗先纳林丹汗的窦土门福晋(即衍庆宫淑妃)做了表率，所以前来投诚之林丹汗的女眷们都相应有了各自的归宿。史载，在诸贝勒议定此事时，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因其嫡福晋新亡，而林丹汗妻苏泰太后乃是其嫡福晋之妹，故“心欲娶之”，诸贝勒即以济尔哈朗之意禀明太宗，太宗询问诸贝勒之意见，“诸贝勒皆言当允其请”，太宗遂答应了济尔哈朗。而大贝勒代善得知此事后，“独违众论而欲自娶”，并亲自当面向太宗请求，无奈之下，太宗反问代善说，“诸贝勒先已定议许济尔哈朗矣”，兄长你是知道这件事来向我请求的？还是不知道这件事才向我请求的呢？代善十分尴尬，急忙推说不知。但过后心中毕竟不甘，私下里曾多次说“欲强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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