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亲王代善(4)

　　因众贝勒议定大贝勒代善应娶的是囊囊太后，所以太宗即遣大臣满达尔汉等往谕之，结果代善却说，囊囊太后太穷了，我不娶她拒绝了太宗之命。气得太宗说出“凡人娶妻，当以财聘，岂有冀其财物而娶之之理乎？”的质问之语。代善后听说林丹汗的妹妹泰松格格“饶于财”，即启奏太宗“欲娶之”，太宗只好准其所请。最后，因为代善拒娶囊囊太后，太宗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纳囊囊太后为侧福晋，即后来的麟趾宫贵妃。
　　
　　本来此事到此终于可以收场了，但代善对于争娶苏泰太后未果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又赶上太宗长子豪格娶了林丹汗之伯奇福晋为新福晋，而太祖第三女哈达格格的长女本是豪格之嫡福晋，所以哈达格格以为“我女儿还活着呢，贝勒豪格凭什么又娶新福晋？”遂怨恨太宗，不仅不出席婚礼而且私自返家，代善闻之，立刻遣人于中途截住哈达格格，两人立即打得火热，发了许多怨恨太宗的牢骚。
　　
　　这引起了太宗的强烈不满，一怒之下太宗关闭大清门而不许诸贝勒大臣进见。因为太宗以为既然尊我为君，那么就应“制令统于所尊”而不能轻视汗权而肆意妄为，现在代善反其道而行之，“朕所爱者而彼恶之，朕所恶者而彼爱之，岂非有意离间乎？”于是，太宗称“朕将杜门而居”，你们再选一个“强有力者为君”吧！
　　
　　一国之君罢工了，众贝勒大臣急忙集会议定代善之罪，“拟革大贝勒名号并削和硕贝勒职，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然后，众人跪于大清门外，恳请太宗出来“亲决万机”。太宗遂临朝听政，命“从宽免革代善贝勒之职，并归还代善十牛录属人”。因为太宗的目的已达到了，他要做的是将以代善为首的专横跋扈之贝勒特权压抑至不再对汗权构成挑战的程度即可，而并不需要撤废贝勒之特权。
　　
　　崇德元年(1636)四月，太宗面南称帝，54岁的代善名列第一，被封为和硕礼亲王。但崇德年间两兄弟间还是时有矛盾产生，如崇德二年(1637)，太宗即在崇政殿向代善发出质问，说虽然因兄长年事渐长而免其朝贺，但有一天，代善竟然自己牵着马，手里拿着坐垫，独自一个人来朝见太宗。面对代善的此种作派，太宗又好气又好笑地问，兄长你是敬我呢？还是对我心怀不满呢？为什么身为旗主贝勒，却连个侍从都没有呢？
　　
　　同年七月，太宗亦曾在出征朝鲜期间，因代善多选侍卫12员而历数代善以往之过失。但由于在大是大非面前即在太宗与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斗争的关键时刻，如天聪四年(1630)幽禁阿敏，天聪五年(1631)革莽古尔泰大贝勒爵位，代善总能站在太宗一边，是故太宗虽对其时有惩戒，但彼此间却一直相安无大事，而且太宗对代善仍信任有加。崇德三年(1638)五月，代善的手下属人觉善私下里说了许多对太宗的不恭之词，议政贝勒大臣议代善心怀悖乱，定削其王爵，但太宗认为此事与代善无关，不许累及礼亲王。
　　
　　总而言之，代善与太宗之间的不合，都与太宗即位后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相关，太宗要确立的“南面独尊”决不仅仅是个形式，他要的不是与三大贝勒“共议国政”的平等关系，而是君臣隶属关系。所以代善后来变得唯太宗马首是瞻，一方面体现的是满族新旧制度与文化并存与递嬗，另一方面也表明汗权在与旗主并立局面的斗争中渐居上风。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这一变化应是清初国家形态朝着进步方向变迁即封建化的具体体现

　　老桧参天，天淡云闲
　　
　　太宗一朝，代善作为重臣，曾多次率其所将之两红旗征战沙场，并立下无数汗马功劳。天命十一年(1626)十月，蒙古扎鲁特部“败盟杀掠，私通于明”，代善以主将身份亲率八旗军1万人征讨之，斩贝勒鄂尔斋图，生擒巴克及其两个儿子等14位贝勒，大胜而归。天聪元年(1627)，又随太宗征明围锦州。天聪三年(1629)十一月，代善再次从太宗出征，克遵化，围京师，于德胜门外大败明总兵满桂军等。十二月，则于蓟州城外破明军5000人。翌年，又尽歼明兵部侍郎刘之纶来攻遵化之“七营”之兵。天聪五年(1631)的大凌河之战中，作为策应军，代善率正红旗兵围大凌河城之西北。当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来援时，代善从太宗率兵两万出击，大败之并生擒张春等，迫使大凌河守将祖大寿献城投降。天聪六年(1632)，代善随太宗出征察哈尔部，随后即移师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入明大同、宣府境内，与明守将互市、议和而还。天聪八年(1634)，代善再随太宗征明，又是直抵大同而还。因此，元老级的大贝勒代善不辞劳苦，几乎参加天聪年间所有的重要战事。
　　
　　崇德年间，代善作为和硕礼亲王虽年过半百，但仍老当益壮地多次出现在出征行列中。自崇德五年(1640)始，年事渐高的代善不再出征，但老桧参天，德高望重的和硕礼亲王代善虽很少参与政事，却仍是大清朝举足轻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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