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禁烟善政引发的“恶果”

　　1903年初夏，翰林学士恽毓鼎在返京路上惊讶的看到，黄河沿岸竟种植着绵延连片的罂粟。在色彩暗淡的麦田衬托下，罂粟花开得如此的艳丽，恽大学士忍不住赋诗一首：“晓渡黄河走转车，离家较近转思家；南风十里鸳鸯锦，开遍连畦罂粟花”。
　　
　　7年后，美国社会学家罗斯也在陕西看到类似的情形，“成片的罂粟花长得如火如荼，异常耀眼。它们的主色调是雪白色，花冠则五颜六色，有紫色、粉色、深红色、猩红色、红宝石色，这些颜色点缀在白色罂粟花上，五彩缤纷，煞是好看。……它们就像是技艺高超、美艳绝伦的美女蛇，引诱驱使着众多的追随者”；“罂粟花在阳光下摇曳生姿，鸦片种植的繁荣，让人丝毫不会觉察这个国家的暮气沉沉”。
　　
　　据罗斯的观察，每到罂粟成熟的季节，农民总是先用小刀把球状的罂粟果划开一个口子，然后牛奶一般的汁液就会从小口子渗出；一两天后，汁液会变成棕黄色的胶状物，把这些东西刮下来，就是“原生”的鸦片——事实上，这种未经加工和提纯的鸦片本身就是一种毒药。与粮食作物相比，罂粟产量十分有限，每英亩只能产几英镑而已（一英镑为453克，合一斤不到），但等到鸦片出售时，每英镑可卖到2至10美元，是种植小麦收入的数倍。
　　
　　鸦片本非中土旧物，但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烟毒之祸遂泛滥成灾。据统计，1856年从境外输入的鸦片价值3500万银元，至最高峰的1879年达94835箱，合1312万英镑（约5200万银元）。闻名上海滩的怡和洋行和沙逊洋行，当时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卖机构。
　　
　　进口鸦片潮水般涌入，白银则不断外流，这对于一个“银本位”国家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为此，清廷想出了一个“进口替代”的高招，那就是准许本国种植罂粟，如此，“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在此思维启发下，就连林则徐也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改变了之前的强硬主张，“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