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前，大清紫禁城里的哭声

袁世凯在1915年。

　　黄波

　　1911年10月(旧历辛亥年)，武昌一声枪响。与精心谋划但终告失败的黄花岗起事等暴动相比，这一次，革命党可谓仓猝而应，事前并无成算，但却取得了如孙中山事后所承认的“意外的成功”。

　　从黄花岗到武昌，革命党的力量并未得到实质性改观，但相形之下，厌弃大清王朝的阵营却是明显扩大了，否则无法解释作为孤城的武昌一声号召，居然引来了全国各地的响应，而且在这些响应的地方，出面主持独立的多数并不是革命党人。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历史循环的定理再一次显露了它的伟力：绵延了两百余年的大清王朝仍然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军队要在皇室手里”

　　慈禧光绪死后，作为最高掌权者的摄政王载沣实在有点力小而任重。

　　载沣身份颇为特殊，他既是光绪之弟，又是慈禧最宠爱的大臣荣禄之婿，故当慈禧不惬于首席军机奕劻之际，乃命载沣入军机以分其势。这就是载沣进用之因。

　　载沣此人其实也没有多少明显的缺点，但能力平庸却是不可讳言之事实。能力平庸一点，如果谨慎小心，不乱变更，也许还可以维持守成的局面，但载沣却想干成一件大事，以确保清皇室的万世基业。清季革命党以满汉民族矛盾作为他们向清王朝攻击的利器，如何防范？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说载沣1901年到德国去了一趟之后，自以为取得一条真经，即“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派遣满洲少年亲贵们放洋学习军事乃流行开来，年轻人当然都是有权力欲的，亲贵们回国后在这一点上便很容易和载沣达成了共识。

　　不论是非，单纯从统治效果上分析，让所谓自己人抓兵权当然是不错的，但也要看时机是否得当情势是否许可。对于在种族革命风暴中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来说，在军队中排汉不是正好给革命党提供了攻击的炮弹吗？而就当时的客观情势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在军队中苦心经营多年，手下高级军官均唯其马首是瞻，又怎能通过换上一些并未打过仗的满洲少年亲贵统领，就令军队改心归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