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婚姻带来的家庭悲剧(2)

　　在我国古代，男人做上门女婿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低贱的，被当时人们视作为“异常之举”。以男性为主体的婚姻习俗，可溯源到我国的周朝。那时，由于以父系为中心的婚姻伦理观念得到加强，而后“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则成为封建社会人伦关系的重要准则。男子汉肩负着顶门立户，维持自性血脉相承的大任；而女子出嫁到男家，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么，作为一种反常现象，男子汉到女家做“上门女婿”，就被人们贱视而待了！因而古人对此用了相当精妙的“入赘”一词，来给以称谓。

　　“赘”在汉语里的解释是“多余的”，比喻“剩余之物”。汉词中，对多余的话叫“赘言”，对人们皮肤上生长的瘊子，叫“赘疣”(比喻多余而无所用)，对男子做上门女婿，便称之为“赘婿”。在我国秦汉之时，是把“赘婿”当成罪犯等“五类分子”对待，还要把他们强征到边关去做苦力，称之是“谴戌”。到了唐朝，虽然当时社会风气已较为开放，但在汉人聚居地，由于接受儒学传统占据主流，儒家伦理观念仍是“正统”人们心中一道难以逾越的藩篱。

　　那么，李白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接连两次甘当“赘婿”呢？究其原因，一方面讲，李白毕竟出自“胡地”，在回到巴蜀江油偏居后(当时亦称为西南夷)，那里也杂居着以“羌胡”为主的许多少数民族，他必会受到当地婚俗世风的影响。所以，对于深具豪放本质的诗人李白来讲，他是不会在意于内地汉人的“世俗之见”的。

　　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在李白出生地碎叶，以西突厥人的活动影响最大。当时生活于西域之地的各民族，还存有许多母系氏族社会中遗留下来的风气，且突厥族的社会发展，相比汉族要落后许多。他们突出女性的身份地位，婚俗上往往体现于“女婚男嫁”。

　　在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序论》上，就讲述了这样一段关于西域习俗的话：“黑岭以来，莫非胡俗。……(其)嫁娶无礼，尊卑无次，妇言是用，男位居下。”而在《隋书·北狄传》中，对突厥族人的风俗也有一说：“(他们)虽姓氏各别，总谓铁勒……唯丈夫婚毕，便就女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