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囚慈父于后宫 曾有弑父之心(4)

　　那么，这种行为是什么呢？

　　有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那场流血政变，李世民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呢？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看了一本古籍中的一篇文章后，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忽然被触痛，于是潸然泪下、悲泣良久。他动情地对身边的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父母）也。……朕昨见徐干（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中论·复三年丧》篇，义理甚深，恨不早见此书。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贞观政要》卷六）

　　李世民说的“所行大疏略”，意思是高祖李渊逝世时，他所行的丧礼过于粗疏简略，未尽到人子之孝，因此深感愧疚和自责，追悔莫及。

　　也怪不得李世民会感到痛心愧悔，因为对待高祖的身后事，他的许多做法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埋葬高祖的献陵在规格上就比埋葬长孙皇后（包括逝世后的太宗本人）的昭陵要逊色得多。献陵是“堆土成陵”，规模和气势十分有限；而昭陵则是“因山为陵”，规模浩大、气势宏伟。高祖安葬后，李世民也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而对长孙皇后则是情深意长、无比怀念，曾“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结果立刻遭到魏征的暗讽和讥刺。

　　而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突然对父亲流露出的这种忏悔和内疚之情，难道仅仅是因为自己在高祖身后没有尽到孝道吗？在高祖生前，李世民又做得如何呢？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愧悔，是否跟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玄武门之变有关呢？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追问：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清晨，当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一举除掉太子和齐王之后，当守门禁军与东宫齐王卫队激战正酣的时候，太极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如史书所载，高祖和近臣们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诗情画意之中，对宫门前正在发生的惨烈厮杀一无所知？是否直到尉迟敬德满身血迹、“擐甲持矛”地前来“宿卫”，高祖和一帮近臣才如梦初醒？

　　事实上，六月四日高祖李渊“泛舟海池”的这一幕，历来备受后世史家的强烈质疑。

　　因为它的疑点确实太多了！

　　首先，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天早晨是李渊召集三兄弟入宫对质的时间，为此一帮宰执重臣也都早早就位了。在此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其次，就算李渊和近臣发现三兄弟全都迟到了，许久等不到他们，百无聊赖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宫廷的北正门，几支军队正杀得鸡飞狗跳、人喊马嘶，而高祖李渊和那帮帝国大佬怎么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就算他们一时间都被海池的美丽景色陶醉了，可宫中有那么多的嫔妃、太监、宫女，难道他（她）们也全都被施了迷魂术和定身术，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察觉、没有一个人赶来通报这骇人听闻的政变消息？最后，退一万步说，就算上面这些都是事实，可当尉迟敬德带着武器擅闯皇宫大内，一直逼到皇帝的面前时，高祖身边的侍卫都哪里去了，为何史书中连一个侍卫的身影都看不到？在天子的人身安全遭遇重大威胁的时候，难不成他们全都约好了，在同一时间集体人间蒸发？

　　我们只能说——这样的记载太不可理喻了！

　　如果说李世民和贞观史臣确实是对玄武门事件动了手脚的话，那么我们相信，这个所谓的“泛舟海池”应该就是被重点篡改，以至于改得毫无逻辑、牵强附会、面目全非。

　　可是，为什么李世民弑兄、杀弟、屠侄的那些真相都可以不改，却偏偏改了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派兵逼宫、控制高祖的真实内情要远比所谓的尉迟敬德“擐甲持矛、入宫宿卫”复杂得多、性质也严重得多，所以只好授意史官进行篡改？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对父亲所做的一切，已经完全坐实了“不忠不孝、悖逆君父”的罪名，以至于比弑兄杀弟在良心上更难以承担、以礼教伦常的标准来看更不可原谅，因而在面对后辈和世人的时候更难以启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