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清朝覆亡的十大教训(11)

　　军队的天职在于保家卫国，任何超出此范围的举动都将给国内政治带来不可意料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军的起义实则是开启了潘多拉之盒，军队的职能由对外改而向内，辛亥革命后带来的是一个以武人至上的社会，地方军阀之间的内耗削弱了原本就弱小的国家力量，由此也更容易引发外敌的入侵。

　　在辛亥年中崛起的那些新军将领，大多是年轻的留日士官生(如山西都督阎锡山28岁，江西都督李烈钧30岁、云南都督蔡锷30岁，贵州都督唐继尧29岁)，这些人既缺乏阅历，也无行政特别是民事经济司法之经验。就制度价值而言，武夫当国较传统的文官政治就更不可取了。

　　令人遗憾的是，新军在倾覆清王朝的同时也瓦解了自己，那些年轻的将领们对清廷反目无情，对革命更无所爱，当他们尝到权势的滋味后绝不肯轻易放弃，而且渴望攫取更大更高的权势，由此各据一方，军阀间的混战几无宁日。民国元年，全国军队不过50万(前清更少)，到1917年已增至100万，再经过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及南方的内战后，全国军队已经达到150万。谁来供养这些军阀及军队？

　　在军阀割据混战中受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农民，而普遍的赤贫化为后来的革命创造了条件。近代社会以后，以单纯的武力作为后盾支撑的军阀政治不能持久，而它的重归统一，仍旧需要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完成。

　　从革命党人的“兵运”到革命士兵的“兵变”， 军权攘夺政权，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作为国家之福，第一要绝对控制军队，第二军队的职能为对外而不是对内，军人干政绝不会有好结果。从民国后的蔓延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来看，这个教训应该说是极其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