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清朝覆亡的十大教训(15)

　　民国后实行的共和体制实为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一个翻版，然司法权始终坐冷板凳，所谓“三权”，其实只有“两权”，而“两权”的设计又因西方制度与中国传统的水土不服，加之私心作祟(初为内阁制，孙来后改为总统制，孙去袁来后又改成内阁制，袁世凯掌权后重归总统制，袁死后又改回内阁制)，最终导致国会、总统、国务院三者关系揪扯不清，“府院之争”多次上演，“倒阁”频率较之法国更为盛行(北洋时期的总理平均任职时间不足半年)。如此假共和、假民主倒不如真帝制、真独裁，因为假货尚需要附加的美化伪装成本，其效益反要大打折扣。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认为，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的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注定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

　　事实上，当年制定《临时约法》的那些革命党过于年青，他们对中国的传统、历史及其具体国情的了解乃至学识都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制度设想和构架既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也没有对大众进行充分的启蒙并取得广泛的共识。由此，由革命党人操控的各省代表会议及临时参议院又岂能真正代表民意，就其民主程度而言，尚不如袁世凯提议的国体问题交由国民大会解决来得更开明。更重要的是，这部宪法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严重缺乏民众的实际参与和民意的表达，它究竟代表了中华民国的国民还仅仅是代表了极少部分革命党的理想信念，这本身就是个问题。